美赞臣等婴幼儿奶粉加香精 专家呼吁母乳喂养

[4] 此处的国家机构之称谓，源自现行宪法的规定，实际上指的是其他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37]参见前引[35]，赵宏文。因此，有必要既强调合目的性又富有新意的政治责任，以使管理者可以高效应责。

其选定行政行为作为基础概念，关注行政行为的形式化及其可预测性与可计算性，仍旧是希望藉由法的形式理性限制国家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作为一部对行政进行司法审查的法，其在本土的生成以及对行政法学改造的影响，肯定无疑地加强了行政法总论体系框架和内容背后的监控者角色。在此基础上，这一学说主张行政法基本原则体系引进行政效能原则，该原则具体包括行政活动应当遵循成本—效益分析、行政组织、手段和程序应当与行政目的和任务相匹配、行政行为应当具有可接受性等内涵。[73]参见前引[49]，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书，第16页。[31]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结语 行政法学体系转型的学术使命在当下被提出，有着公共行政激烈变迁和新行政法及其研究兴起的背景。其选定行政行为作为基础概念，关注行政行为的形式化及其可预测性与可计算性，仍旧是希望藉由法的形式理性限制国家权力。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新行政法的探索远离部门行政法。

[51]总之，对行政任务、合目的性和效率、制度设计、行政与行政法学的融合以及法学以外其他学科知识的关注，无不折射出管理者需要的视点。往往与监督法规范交织在一起但又有其独立意义的，则是对行政侵益造成损害的救济法规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的行政赔偿规范、散落于一些专门立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行政补偿规范。行政法学体系的转型，应该从已有的行政过程论学说汲取有益成果，对行政活动过程给予全方位的关切。最后，行政法总论体系，尤其是教材体例，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将管理者的立场和方法，作为行政法学的研究方法，收入其中。

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初和80年代初曾经译介的前苏联行政法教材，倒也反映出一种建立在全能主义国家管理学基础上的行政法体系化建构。例如，德国学者沃尔夫、巴霍夫和施托贝尔在其编写的行政法教材中明确，若要建立系统的现代行政法，就必须协调和整合各种研究方法，其中就包括着眼于国家任务或者国家目的的研究方法，而毫无疑问，只有应用行政学的方法和知识才能为行政法的问题提供面向未来的解决办法，实现公共行政的现代化。

[69]参见前引[51]，大桥洋一书，第255-260页。[66]参见何海波、晏翀、严驰恒：《法治的脚步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页。据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学者铃木义男研究，奥托·迈耶以后的行政法学有所谓规范法学的行政法学和综合的行政法学两条途径。它们是众多具体措施的基础和依据，但经常是在具体措施落到民众头上，才被意识到其存在性。

[9]参见[美]本尼迪克特·金斯伯里、尼科·克里希、理查德·B.斯图尔特：《全球行政法的产生(上)》，范云鹏译、毕小青校，载《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5期。[15]此类未摆脱原有框架的观点可归入内生增长论。而且，该教材也不再针对不同的国家管理领域设置分论，而是对行政行为进行类型化处理，这种变化可以说是受前一本统编教材中王名扬‘行政行为一章影响的产物。这些对现实世界中的监控者、管理者的经验所得，虽然是粗略的、简显的，但足以暗示其特别用来作为行政法学方法论指称的意义。

只是，当管理者成为被监控对象的时候，监控者与管理者就会出现较为复杂的关系。此后的中国行政法总论体系，在不同学者笔下有着不少的差异，且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演进和发展，但仍然在相当程度上继受了第二本教材的衣钵。

总论体系不仅可以将这些方法应用后所得的抽象化、教义化成果纳入其中，更可以承认和阐述这些方法本身的意义、局限及其应用价值。在行政法的成长历程之中，监控者和管理者的立场和方法一直存在着，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或不同历史阶段有其各自特殊的面貌体现，在行政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也有起降沉浮。

[4]在整理仁智所见之前，有必要就新行政法的聚焦维度做一点说明。同时，也就需要吸收法学以外其他大量相关学科的知识。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第二本高等院校统编教材——《行政法学》[31]——正式将行政诉讼制度专门作为一章写入其中。域内外学界和实务界关于风险规制过程由风险评估、风险交流、风险管理三个方面构成的基本共识，以及关于风险规制不可或缺的风险预防原则的讨论，都在书中有所体现。[38] 4.行政组织与私人类似的活动，已受私法约束，而行政具有强制公权力性质的活动，才是属于公法范畴的行政法规训的范围，此乃法治背景下行政法之所以兴起的原因，[39]西方古老的公法、私法二元划分理论才得以适用于此、重新焕发活力。[50]日本学者大桥洋一结合德国学界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生的行政学与行政法学再度融合，指出传统行政法学过于关注行政的病理，而遗漏了合目的性、简易性、经济性、节约性、适时性、迅速性、对市民的关照、无形式性(灵活性)、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制度创新)等视角，因此，有必要整合行政学和立法学以重构行政法学。

[35]因此，对中国传统行政法具有型塑作用的大陆行政法知识渊源，内在地就是奠基于监控者(尤其是法官)的立场和方法。而自奥托·迈耶对行政法总论集大成之后，管理者角色就再也没有对一般行政法体系构成支配性影响。

具体而言，它主要有以下特性： 1.行政法目的在于驯化、监视和控制行政权，保护个人在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第四章风险信息与交流。

[34]参见[德]何意志：《德国现代行政法学奠基人奥托·迈耶和行政法学的发展(代中文版序)》，载[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何意志校，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页。第三章风险评估：科学与法律。

尤其是，被公认为中国当代行政法学巨擘的王名扬，在研究域外行政法的同时，参与编写了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统编行政法教材——《行政法概要》[29]——的第七章行政行为，这个在当时看来不起眼的一章却发展出了以后我国行政法学教材最重要的部分。然而，此处所论的行政法学立场和方法，并不见得鲜明而又完整地体现在某个或某些理论研究者、实务行动者和制度设计者那里。[71]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本成熟、逐渐发展的原则体系，如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优先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行政公正原则、行政公开原则等，主要都是监控者角色所需要的合法性判断准则。[41]关于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的区别，参见张贤明：《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的比较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1期。

[27] 这个观点也没有对司法审查的结构提出崭新转变的设想。[64]参见前引[35]，赵宏文。

叶必丰：《行政行为原理》，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而后者是对前者的反思，认为前者使法学一变而为内容空虚的形式科学，忽视背景、资料、内容等的概念论理，有使法学成为概念游戏之虞。

它们可能是相对独立的，可又经常是并存、交织而混杂的，它们的表现形式也可能是散乱的、不成体系的。[58](3)行政开放、包容和参与原则，[59]以使现代行政的准政治角色——规则、政策和重大决策的制定——获得一个类比政治的过程和平台，促进其可接受性以及执行的高效性。

[30]其中，关于事实行为和法律行为、抽象行为和具体行为的分类，关于行政措施内容分为命令、许可和免除、赋与和剥夺、认可和拒绝、代理、确认、证明、通知、受理、指示等各项的描绘，关于行政措施的效力要件、效力发生时间和包括拘束力、确定力和执行力在内的效力内容的论述，都烙有典型的大陆法系行政法总论的印记。部门行政法往往更新甚快，尤其是在特定公共行政部门或领域面临重大转型时。[70]这里提到所应有的内容，并不意味着以往行政法总论教材体例没有此类内容，而是从理想类型角度考虑，指向传统监控者角色在逻辑上可能会忽略的内容。[20]参见石佑启：《论公共行政与行政法学范式转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页。

新行政法 引言 本文提出的监控者与管理者概念，其实是如透视棱镜一般的观察工具，旨在藉此穿过现代行政法(学)绚丽纷繁的表象，直视其背后的两种各有侧重的立场和方法。参见江利红：《以行政过程为中心重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载《法学》2012年第3期。

这是一次统合的努力，尽管仍需推敲。行政法学研究与行政法学体系化是两个不同的互动场域，前者的范围涵盖后者又远超后者，而后者又是行政法学研究的核心基础。

[24]参见前引[17]，朱新力、唐明良等书，第91-102页。否则，始终考虑因部门或领域而异且变动不居的特定目标、任务和政策，必然会使总论的体系化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